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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紅包背后的社會資本和面子問題

微信紅包自2014年初推出以來, 迅速風靡中國。它不僅繼承與擴張了傳統紅包的使用場景, 也成為微信平臺中一種重要的互動方式。

 

承載著“人情”與“面子”的傳統紅包, 在微信時代是否還受著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為網絡互動方式的微信紅包, 又是在如何映射和影響著現實中的社會關系?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的探尋, 是我們此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次研究我們主要采取深度訪談方式, 選取了北京、山西太原、四川成都、河北邢臺、湖南長沙、廣東深圳、山東青島、吉林長春、內蒙古赤峰、浙江紹興市新昌縣、安徽六安市舒城縣、甘肅蘭州等城市或縣城, 同時考慮了訪談對象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文化程度、民族等的分布, 最終確定訪談對象共102人 (見P60表1) 。

 

在訪談中, 我們設計了一些統一的問題, 要求所有訪談者做出回答, 便于對一些情況進行統計和比較,此外, 也請受訪者自由地談出與紅包相關的經歷與感受。

 

訪談為我們認識微信紅包用戶的行為及微信紅包的社會影響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 也為我們發現其中的一些規律提供了可能。

 

一、一個紅包, 多種指向:微信紅包使用者的動機


微信紅包的使用動機, 既直接反映了用戶的需求, 也反映了微信紅包指向的使用場景。

 

表1分地區展示了受訪者使用微信紅包的動機。雖然我們的調查也許還不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代表性, 但還是能反映部分用戶在使用微信紅心包時的動機與需求。

 

從受訪者的使用動機看, 便捷化支付是他們最為認可的動機, 比例超過七成 (74/102) , 這說明微信擴張了傳統紅包的使用場景, 其支付功能得到普遍認可。當然, 作為支付功能使用的紅包也有一定的地區性差異, 安徽六安和內蒙古赤峰的受訪者在這方面的使用程度相對較低, 且這些使用者基本沒有綁定銀行卡。

 

雖然微信本身也有轉賬功能, 但不少受訪者還是喜歡用紅包來轉賬。長沙一位職業是快遞員的受訪者表示, 喜歡用紅包轉賬的原因, 一是因為紅包在左下角更醒目, 二是紅包顯得更喜慶。他的想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受訪者的微信紅包使用動機 (1) 



微信紅包的游戲功能也得到了近70%的受訪者的認可 (69/102) 。這是微信紅包相對傳統紅包使用場景的另一個重要突破。

 

湊熱鬧的心理來使用微信紅包的受訪者比例超過40% (44/102) 。這種心理通常發生在群紅包的場景下。這也是紅包促進群內交流和活躍度的一個基礎。

 

將“低成本社交”和“更好地融入群體”作為使用動機的用戶均為40%左右 (41/102) 。而這兩個選項都指向了微信紅包的社會關系功能。盡管傳統紅包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交手段, 但與之相比, 微信將一對一的紅包往來擴展到多對多的紅包往來, 使得紅包在群體互動中顯現出獨特的作用。

 

享受搶紅包中的隨機競爭”的受訪者占比約30% (32/102) 。“拼手氣紅包”是微信群紅包設計的一個妙處。微信的開發者張小龍曾指出, 做產品要懂人性, 而人性特點之一就是對隨機的好奇。這種隨機競爭的樂趣, 也是微信紅包作為游戲風靡的基礎。

 

求幫忙”也在逐步成為微信紅包使用的一種典型場景, 超過20% (23/102) 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而在微信中的觀察, 我們也可以看到發紅包求轉發、發紅包求參與投票等, 正在各種微信群里興起。

 

希望撿便宜”雖然是一個不算高尚的動機, 但也得到了20% (22/102) 左右的受訪者的認可。這也是人性的一種表現。當然, 不少受訪者也提到, 在微信紅包往來中不希望自己有人情債這樣的心理負擔, 后文將進一步分析。

 

認可微信紅包可以幫助自己“在群中爭奪話語權”的受訪者比例為10%左右 (12/102) 。盡管持這種動機的用戶并不是太普遍,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 紅包對于群體關系是有一定影響的。

 

微信紅包在2016年春節前推出的“紅包照片”功能, 使得紅包在特定時候具有了“關系篩選”功能,把紅包作為“關系篩選”方式的受訪者有三位, 他們利用紅包進行關系篩選的場景并不只限于“紅包照片”。雖然這種動機并不普遍, 但也反映出微信紅包的某些特殊意義。

 

除了上述選項外, 還有兩位受訪者認為使用微信紅包的動機是“獎勵員工”, 此外, 雖然在使用動機的回答中直接提出“獎勵”動機的受訪者很少, 但在受訪者講述的經歷中, 很多人都提到了紅包在工作中的獎勵或激勵作用。

 

另有一位受訪者提到自己的使用動機是“宣泄情緒”。雖然是個案, 但是這也說明, 就像其他網絡互動一樣, 人們的各種行為都或多或少與自己的情緒相關。

 

二、社會資本、人情與差序格局:微信紅包外化的社會關系


雖然人們使用紅包的動機是多方面的, 但從本質上來說, 紅包互動是人們社會關系的一種外化, 選擇什么人發紅包, 發多大的紅包, 在哪些群里參與紅包互動, 都顯現著人們的關系線索。

 

傳統紅包在很多時候也被視為一種“人情”的表達方式, 而中國文化語境中的“人情”, 也與社會學視角中的社會資本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 微信紅包與社會資本緊密關聯, 且應用范圍更廣, 程度更深。而基于社會資本投資策略的考慮, 人們在微信紅包往來中仍然會考慮人情的對等, 也會顧及現實中的差序格局以及群體秩序。

 

(一) 微信紅包與社會資本的關聯


在社會學領域對社會資本的認識角度不盡相同, 定義也不能統一。布爾迪厄認為, 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 這些資源同對某些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也有學者指出, 社會資本就是指個人攝取其所處網絡資源的能力, 或者是他對所處網絡的投資與回報的過程與方式。[1]學者林南則認為, 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2]但無論從哪個角度, 社會資本都主要體現在人們與其社會關系 (社會網絡) 的互動中。因此, 一些研究者對于社會資本大小的測量, 主要是通過行動者的社會網絡的大小與性質、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等來進行的。

 

布爾迪厄從場域角度所做的分析, 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理解社會資本形成的社會環境與條件。布爾迪厄認為, 所謂場域 (field) , 是把各種社會關系連接起來的, 表現形式多樣的社會場合或社會領域。雖然場域中有社會行動者、團體機構、制度和規則等因素存在, 但是場域的本質是這些社會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 即社會關系網絡。“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 (network) , 或一個構型 (configuration) 。”場域對社會行動者的行動有形塑作用, 正如布爾迪厄所說, “場域都是關系系統, 而這些關系系統又獨立于這些關系所確定的人群”。[3]

 

從場域這一概念出發, 我們可以理解微信與社會資本的聯系。微信空間是把各種關系連接起來的社會領域, 它符合“場域”的基本要求, 與傳統的場域相比, 它跨越時空的特性無疑大大地擴展了社會關系發展的可能。但總體而言, 微信中的社會關系更多是強關系連接。它的技術結構決定了人們的關系連接的基本模式。與其他社交平臺相比, 微信的連接方式是多元的, 既包括一對多的連接 (朋友圈) , 又包括一對一的連接 (私聊) , 同時還包括多對多的互動 (群) 。在不同的關系連接模式中, 人們對社會資本的投資與獲取方式有所差異。

 

紅包是微信場域中的一種特殊互動方式。與話語表達相比, 紅包表達風險更小, 紅包在中國文化中的象征意義, 也使得它在各種情境下都容易被人們接受。紅包的使用依托微信所構建的關系網絡, 可以在微信的三種關系通道中使用, 一對一紅包和群紅包對應著一對一的關系和多對多的關系, 而在微信朋友圈曬紅包的行為, 則把在小范圍甚至私人范圍內的紅包互動公開化。無論是哪種方式, 微信紅包都有可能擴展人們的社會網絡, 某些時候也可能提升人們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 從而為社會資本的獲取提供更廣的基礎。

 

在布爾迪厄看來, 社會資本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投資策略的產物。這種投資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要穩固關系, 使其成為可靠的資源。這種策略首先確定那些在短期內或長期內直接用得著的、能保證提供物質利潤和象征利潤的社會關系, 然后將這些本來看起來是“偶然”的關系通過“象征性的建構”, 轉變為一種雙方都從主觀上愿意長期維持其存在的、在體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穩定的關系。[4]

 

從這個角度看, 微信紅包也可以視作為社會資本的一種投資手段, 同時還可作為社會資本投入或回報的一種量化方式。

 

在訪談和對一些微信群的觀察中, 我們發現:

 

1. 微信紅包對社會資本具有一定積極效果


訪談結果顯示, 67/102人認為紅包對人際關系有正面影響, 24/102表示沒有什么影響, 6/102表示有負面影響, 另有2/102表示說不清。這表明, 多數人認為紅包對人際關系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而人際關系的正面發展, 對社會網絡的發展是有價值的。因此, 微信對人們的社會資本的獲取與維護, 有一定積極作用。

 

在群體關系下, 微信紅包也可以增加人們在群體里的參與度, 一定程度上增加群體的歸屬感, 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提升某些人在群體中的地位。

 

微信紅包也有助于增加個體獲得群體支持的可能。不少時候, 人們會在微信群里開玩笑地說, 能用紅包解決的, 就不要用其他方式。雖然是一種玩笑的口吻, 但這也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紅包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投資策略的作用。

 

以往的社會資本的投入或回報多數并非可以即時地用金錢等量化方式來體現, 而微信紅包則實現了這一點。紅包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互換方式, 直截了當, 效果更外在。

 

2. 從社會資本角度看, 微信紅包對中等程度的關系的影響最為突出


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將人們的社會關系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兩大類, 但如果要更細致研究關系強度與社會資本的關系, 我們或許需要將強關系進行細分。其中, 家人或親人關系是最親密、強度最高的,但對社會資本的貢獻往往不大。而朋友關系和單位內關系、工作關系等這樣的中等程度的關系, 對于一個人的社會資本而言, 卻往往更為重要。

 

在訪談中, 42/102受訪者認為, 微信紅包對朋友關系影響明顯, 34/102認為, 微信紅包對單位內關系影響明顯, 20/102認為, 微信紅包對家人關系影響明顯, 15/102認為, 微信紅包對商業關系影響明顯, 10/102認為, 微信紅包對偶然關系影響明顯, 微信3/102認為, 紅包對戀人關系影響明顯。

 

而在希望用紅包來維系什么關系的回答中, 39/102受訪者表示希望用來維持朋友關系, 38/102表示希望用它來維持工作關系 (包括單位內關系和單位外的業務關系) , 19/102表示用來維系親人或情侶關系, 27/102表示沒有特別需要用紅包維系的關系。

 

這兩個方向的情況都表明, 微信紅包對中等程度關系的影響最突出,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 人們對于微信紅包的應用, 更多是出于社會資本的需要。

 

但蘭州一位職業是公務員的受訪者也談到了這樣一個讓他感覺不愉快的事:有一次他好心帶了瓶酸奶給同事, 沒想到同事給自己發了個紅包, 他覺得很驚訝, 內心也不舒服。他不喜歡用紅包來衡量人際關系, 他認為這樣把關系都利益化了, 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被打破。

 

而紹興新昌一位職業是醫生的受訪者表示, 靠紅包好起來的朋友關系不靠譜, 還是要基于現實中的關系。這也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微信用戶的心理, 他們對于僅僅基于利益因素建立的關系仍是不信任的。

 

雖然人們在社會交往中需要可量化的、可以用利益或社會資本來衡量的關系積累, 但顯然, 人們需要的, 不僅是這些。

 

(二) 紅包往來中的“人情對等”


就像傳統紅包一樣, 人們在選擇微信紅包發放的對象和大小時, 常常會有一定的考慮。

 

太原一位職業是大學老師的受訪者提到, 發紅包時會對金額進行分析, 權衡一些情況來具體看。

 

長沙一位職業是教輔機構會計的受訪者表示, 接到大紅包的時候也有心理負擔, 金額較大的紅包是個不大不小的人情, 總是要還, 所以對待這個態度比較謹慎。

 

赤峰一位職業是建筑工程個體戶的受訪者表示, 發紅包金額會參考別人的。高點兒可以, 但是不能比別人低。

 

成都一位職業是企業部門領導的受訪者說得更直接, 我覺得就應該保持紅包的收支平衡, 發的多了自己覺得還是有點吃虧, 但是收得多了, 又怕別人覺得自己小氣。

 

紅包是人情總是要還的, 既不能在經濟上吃虧, 又不能給他人留下不好的社會形象。這或許是很多人發紅包時的心理。這種心理包含了經濟與社會關系的雙重考量

 

我們在訪談中還發現, 多數人會受到他人發微信紅包行為的影響。受到他人影響的最直接表現就是參照他人發紅包的行為來決定自己的紅包行為。

 

41/102受訪者認為在群里他人發紅包的方式對自己有影響, 23/102受訪者認為一對一的紅包中, 他人發的紅包對自己有影響, 另外還有41/102認為他人對自己沒有影響。可以看出, 多數人使用微信紅包時會受到他人的影響。

 

太原一位職業是公務員的受訪者表示, 通常自己過生日別人發多少紅包, 自己就會回多少。

 

青島一位職業是媒體從業者的受訪者說, 自己發的紅包金額基本都是根據群中別人發的金額多少而定。從眾因素較多。一般是別人先發起, 以別人的發放金額作為參考。

 

這兩位受訪者的情況比較典型地代表了人們在一對一紅包和群紅包中的行為模式。人們之所以在發紅包時要以他人的行為作為參照, 是因為, 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投入, 人們在發紅包時要考慮投入與回報的均衡。回報不一定是經濟層面的回報, 還指向情感、認同等層面, 而關系的對等、不欠人情常常是人們紅包往來中的主要原則, 這一點在傳統紅包中已經表現得很充分, 微信紅包同樣也繼承了這一點。

 

受影響的另一種表現是, 別人發紅包的行為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或與他人的關系。

 

成都一位職業是造價師的受訪者表示, 在一些特定的節日, 如有朋友發超過50元以上的紅包, 就會思考下為什么, 或者就因為收到某個人的紅包, 會和他聊上好久。

 

這位受訪者所說的思考, 最終的落腳點, 是為了不欠人情。而因為紅包和對方聊很久, 則是用談話這樣一種行動去回報對方的紅包投入, 最終也是為了還人情。人情上的對等, 仍是微信紅包往來中人們普遍遵從的原則。

 

(三) 微信紅包延續的“差序格局”


由于與社會資本相關聯, 人們發紅包的方式與金額,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現實社會的關系程度, 或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差序格局”。

 

我們訪談的結果發現, 超過六成 (64/102) 的受訪者認為關系親疏與發的紅包大小有關系。

 

青島一位職業是中小學教師的受訪者非常明確地表示, 她是根據關系遠近來決定紅包大小, 逢年過節發紅包時, 關系越近總額越大。與她有類似想法的受訪者也很多。

 

在一定意義上, 傳統紅包是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的體現, 紅包大小與關系親疏有著直接的相關性, 特別是在過年和結婚這樣的場景下。微信紅包或多或少延續了這種差序。而深層的原因, 仍是人們對社會資本的投入與回報的考慮。

 

當然, 由于親人間表達感情和互動的方式很多, 所以在給親人的微信紅包中, 人們未必一定是用最大數額, 但傳達的感情色彩會更濃厚, 特別是在戀人之間, 5.20、9.9、13.14等數字更為常用。

 

除了紅包大小外, 一對一的發紅包的對象常常也與關系遠近有關。

 

蘭州一位職業是警察的受訪者的經歷從反面說明了關系親疏與紅包的關系。他提到, 過年時給別人發紅包拜年, 但對方不是自己的近親屬, 于是拒收了紅包, 自己和對方都有點尷尬。

 

不少受訪者都談到了紅包發錯對象或搶錯了定向紅包的尷尬。這種尷尬是源于錯誤的關系“闖入”。

 

(四) 群紅包中的秩序與規則


一對一的紅包反映了關系的親疏, 而群的紅包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現實空間的等級關系, 特別是在單位的群里。

 

太原一位職業為公務員的受訪者指出:

 

在群里發紅包基至有點官場政治學, 說白點, 你總不好比領導大吧, 自己發紅包的時候還要考慮接收的每個人的金額等等。

 

另外一些受訪者也談到類似這樣的情況。

 

雖然微信紅包雙方關系的多樣化、紅包使用情境的多元化使得傳統紅包中原有的秩序有一定的削弱,但不少微信群里, 紅包還是在另外的一個層面維護著既有社會關系中的秩序。

 

當然, 在某些群中, 這些秩序有時也會被打破, 但這或許與群成員關系屬性和群體的開放度有關。

 

在使用微信的紅包動機的回答中, 表示希望用紅包在群里爭奪話語權的受訪者只有10%左右(12/102) 。盡管發紅包, 特別是數額比較大的紅包, 可能使群里普通用戶在某一時間段風頭蓋過群主或單位領導, 但是多數人并不希望這樣做, 他們仍然顧忌現實空間中的關系秩序。除非是紅包接龍這樣的游戲方式臨時打破這些規則。

 

微信紅包規則, 是微信平臺里一種典型的自組織規則。例如, 多數群都有“紅包接龍”的發紅包模式,也就是手氣最好的人發出下一個紅包。雖然現在無法考證這樣的規則是從某一個群出現再流傳到其他群, 還是同時從很多群形成, 但是它的確成為微信紅包世界通行的法則之一。這樣的規則既能調動起所有人的參與, 又有一定的刺激性, 因而廣為采用。

 

除了基于紅包算法產生的接龍等規則外, 在單位的群里, 規則往往與工作有關。

 

長沙一位職業是服裝公司運營管理的受訪者提到:

 

在工作群的話, 一般比如今天生意好, 就會發一個紅包, 但是一般都是指定到特別獎勵的某個人, 個數也只有一個, 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而且我們公司現在已經把這個制度化了, 規定出了一般什么情況下由誰來發, 發多少, 因為激勵很及時非常有效, 有利于工作的開展。

 

類似這樣的情形, 并不是孤立的個案, 雖然不同單位群的規則不盡相同, 但是多數都是拿紅包作為獎懲的手段。

 

群內的微信紅包規則, 成為人們獲取社會資本的一種基礎。遵守規則的人, 可以心安理得地持續參加紅包活動, 在這樣的活動中維持和他人的良好關系, 并獲得他人的信任。相反, 如果搶了最大紅包而不發出紅包, 或者只搶不發, 就容易受到他人的鄙視, 即使他們在經濟上獲利, 但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形象, 甚至可能影響到社會資本的獲取。

 

各種不同的微信群里, 紅包規則的共識可能是最容易達成的。規則的形成, 也有助于群體意識和共同行動的達成, 從而強化人們的群體歸屬感。

 

(五) 微信紅包與社群融入及社群激勵


微信紅包不僅反映和維系著現實社會的某些關系模式, 也為人們加入新的社群提供了可能。社群融入與社群中的激勵, 對人們的社會資本獲取也具有顯著意義。

 

在我們的研究中, 長春一位職業是工人的受訪者的經歷也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個案, 與很多受訪者不同的是, 作為一個在異鄉打工的人, 他把紅包作為結交新朋友的一個重要方式:

 

剛進群我會看一下動靜, 比較活躍的話, 我會跟著別人發, 如果沒什么動靜, 我會先發一個, 激發一下。玩得興奮的時候, 就多發一些, 希望跟大家更熟一點。

 

紅包群里一般聊得放松一點, 搶著搶著紅包, 遇到合心意、聊得好的人, 我們會加上好友, 有的還會見個面。通過紅包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也希望通過這種互動去結識適合自己的對象。紅包給我帶來了娛樂, 真的太好了。沒事的時候, 感到孤獨沒人陪的時候, 搶個紅包會特別開心。

 

或許多數人都不像他這樣把紅包當作一種精神寄托, 但作為一個在偏遠的長春郊區打工的異鄉人, 周圍沒有太多熟人, 也沒有什么娛樂設施, 微信和紅包群所扮演的角色的確是舉足輕重。

 

與其他形式的群內互動方式相比, 紅包互動容易調動所有人的熱情, 包括平時在群里的潛水者。語言的表達, 會因為表達能力的差異出現不同的效果, 有些人說話一呼百應, 有些人說話卻激不起任何反響。但群里幾乎所有紅包表達都會得到回應, 紅包帶來的一致行動“搶”, 也有助于群體歸屬感的形成。紅包作為群內的一種互動儀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群體的認同與持續。

 

微信紅包對于群體特別是工作性質的群體也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 這一點很多受訪者都感同身受。

 

深圳一位職業是派出所所長的受訪者表示, 工作群中發紅包可以提高民警士氣, 尤其是假期中有人仍在加班時。而他的另一個感受是, 紅包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酒桌文化, 大家忙著搶紅包, 勸酒都少了。

 

深圳一位職業是證券公司中層的受訪者提到, 在自己工作的單位, 紅包被作為一種管理創新的方式,例如上班遲到者發紅包, 開會前發紅包。

 

深圳一位在讀研究生則提到她所在的某個同學群用紅包來互相監督學習的新應用模式。

 

青島一位職業是中小學教師的受訪者談到了另一種今天越來越盛行的紅包使用情境:出去參加培訓活動, 為了調動氣氛, 每次開講前主辦方都在群中發紅包, 隨后大家就會輪流發。在類似這樣的場景中,紅包提高了組織方的號召力, 也拉近了來自不同單位的陌生的培訓者之間的距離。

 

當然, 紅包的刺激并不能替代其他的激勵方式, 且人們是否會對這樣一種刺激方式漸漸形成“免疫力”也還有待觀察。但至少在目前, 紅包對于群體成員的喚起與調動作用, 仍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六) 從“情感共同體”到“紅包共同體”?


盡管紅包在某種意義上增加了人們的互動, 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 對于不使用智能手機或者不會用、不愿用微信紅包的人, 特別是老年人, 微信紅包對他們的影響也許未必都是正面的。當兒女們都在忙于用手機搶紅包時, 一些老年人可能被冷落, 微信紅包不僅把他們排斥在子女的社交圈外, 也把他們排斥在時代之外。

 

一位蘭州籍研究生受訪者認為:

 

微信紅包也是一種技術鴻溝, 把不會用手機的老人排除在外。人們從情感共同體變成紅包共同體, 容易造成長輩和晚輩間的隔閡。

 

他提到的“紅包共同體”這樣一個詞, 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今天的一種新現象。這樣的情形最早并不是因微信紅包而出現的, 智能手機剛剛普及時, 老年人被沉迷于手機的家人冷落的情形已經出現, 微信雖然幫助一部分老年人進入智能手機時代, 但微信紅包給他們設置了新的技術或心理門檻, 即使不綁定銀行卡, 很多老年人本能地會認為手機上的金錢往來是不安全的。無法參與微信紅包互動, 可能再次使他們與兒女們產生技術與社交上的隔閡。

 

除了老年人之外, 一些不愿意參與紅包互動的人, 同樣可能面臨這樣的困擾。

 

微信紅包雖然對于多數微信使用者來說, 可能有助于增加社交與互動的機會, 但如果紅包的互動蓋過了其他互動, 如果紅包在人際關系和群體關系中扮演了過于重要的角色, 也許并不是一件好事。

 

三、超越“資本”:微信紅包傳達的情感


盡管紅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 但很多時候, 紅包也會超越社會資本的層面, 而成為情感傳達的一種媒介或紐帶。

 

(一) 紅包推動親密關系形成


發紅包的行為, 紅包的數額, 以及紅包的封面文字等, 都有成為情感媒介的可能。

 

戀人、夫妻之間對這種情感媒介的利用是最多的。蘭州一位職業是公務員的受訪者提到自己與妻子的互動就展現了這樣的典型場景:有一次他妻子丟了社保卡, 很沮喪, 他于是給她發了個66元的紅包,希望她順順利利, 封面上還寫上了“寶寶開心點”。過年他給妻子連發5個紅包, 湊起來是999.99元,寓意長長久久。

 

蘭州一位職業是醫藥銷售的受訪者也提到這樣一個故事:情人節的時候他在外出差, 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曬紅包, 于是也發了一個200塊給妻子表達感情。妻子收到紅包很覺意外和驚喜, 因為丈夫很少給自己發紅包, 于是特地給他打來電話。

 

研究中, 我們還發現了這樣一個個案, 一對本來可能成為情侶的男女同學, 因為誤會而分道揚鑣, 女孩到美國繼續求學。但兩人同在班級微信群里, 男孩注意到女孩在群里搶紅包時收獲甚微, 于是向她發了一個一對一紅包, 正是這個紅包重啟了兩人的關系, 在此后男生猛烈的紅包攻勢以及雙方的深度交流之下, 兩人重歸于好。雖然這個“紅包為媒”的個案本身不具有代表性, 但是, 它還是說明, 特殊情境下, 微信紅包可以成為親密關系的催化劑。

 

成年子女給父母發微信紅包, 在今天也越來越常見, 但有些父母收到孩子發來的紅包卻并不會打開。兒女用發紅包表達感情, 而父母用拒收紅包來表達感情。子女們雖然有時也會抱怨父母, 但他們更理解這其中父母的苦心。

 

在家庭其他成員間的感情傳達中, 紅包還有其他的功用。

 

蘭州一位職業是公務員的受訪者談到的一種情形, 也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想對處于青春期的外甥女表達關心, 但沒有很好的溝通話題, 找不到合適的交流方式。于是就在群里發紅包故意讓她搶,希望讓她說話。

 

紅包在家庭內部的交流中, 也許可以作為交流或話題開啟的一種方式, 特別是對存在著代溝或隔膜的家庭成員之間。比起其他方式, 紅包可能更容易打破僵局。

 

前文提到, 接近20%的受訪者認為微信紅包對家人關系影響最大, 或許表明, 微信紅包也在成為部分家庭的一種常規交流方式。

 

蘭州一位在讀本科生通過紅包感受到的感情, 則超出了家庭范圍, 他說自己從小生活比較缺愛, 內心敏感, 在外上學收到別人的紅包會覺得是一種安慰, 一種關愛, 并不在乎多少錢。這樣的人也許并不普遍, 但是從紅包中感受他人關愛的心理需求應是比較普遍的。

 

(二) 紅包啟動失聯關系復蘇


人們的社會關系處于不斷的變動中, 不少原來的強關系, 經過一段時間后, 逐漸變成了弱關系。但微信的普及, 也重啟了很多幾近失聯的關系。而在這種重啟中, 紅包也有著一定的作用。

 

成都一位職業是辦公室科員的受訪者的經歷雖然不會發生在所有人身上, 但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很久沒有聯系的朋友, 突然在我們4個人的小群里發了紅包, 我們4個人就在群里聊了整整一個晚上,從大學時光聊到現在的生活, 本身這個群我沒有保存, 如果不是她的一個紅包, 我們可能都沒有這么好的契機了解彼此的現狀, 重拾當時的記憶。

 

長沙一位職業是教輔機構會計的受訪者也談到了類似的經歷:

 

結婚的時候, 我的好朋友, 大概十幾個, 都給我發了紅包, 其他人都不奇怪, 但是有一個高中同學給我發了一個紅包讓我特別感動。我和他在高中的時候關系特別好, 但是高中畢業之后就沒有聯系過了,整整6年, 但是他是我在朋友圈曬出結婚證的時候, 他第一個給我發紅包, 我記得很清楚, 是52元, 隨著紅包的也沒有幾句話。其實金額大小我不感冒, 但是這種事情讓我很感動。沒有想到這么多年過去了, 他還惦記著我讓我開心。

 

上面這種情況并不罕見。對于很久沒有聯系的朋友來說, 紅包比一般性對話更能自然地重啟聯系, 也具有投石問路的試探功能。如果對方愿意交流, 接收紅包就是一個信號。而如果對方不愿意聯系, 也不會出現文字交流中出現的尷尬。

 

(三) 紅包連接社會救助、互助


紅包作為募捐或社會救助、互助方式也越來越普遍。在訪談中我們也聽到了這樣幾個事例:

 

安徽六安舒城農村的一位村婦代會主任談到, 當她看到同村一位葡萄種植戶的葡萄滯銷時, 就在一個本村外地務工人員的群里發動大家想辦法, 很多外地務工人員想到, 可以托她給自己在家鄉的父母買葡萄吃, 因為父母平時都舍不得自己花錢買。大家用紅包給她轉去買葡萄的錢。在這個群里, 紅包既是一種支付手段, 更是一種感情與信任的傳達手段。

 

蘭州一位職業是醫藥銷售的受訪者也提到自己所在的一個群利用紅包為病重老鄉募集善款的故事。

 

微信群和朋友圈之所以容易通過紅包發起一定規模的社會救助和互助,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微信平臺熟人間的相互信任, 以及社會救助的發起者的聲譽與影響力;

 

二是紅包這樣一種參與方式的簡便易行;

 

三是群體的感染和群體壓力。

 

盡管微信平臺的社會救助也有一些風險與問題, 但微信紅包作為一種救助方式, 在未來必然還會持續。當然, 如何在這樣的模式之外建立更為規范、長效的社會救助體系, 仍是包括微信在內的新媒體平臺需要進一步探索的。

 

四、個性、面子與自我表達:微信紅包投射的自我


微信紅包雖然是一種互動行為, 但是, 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在“擬劇理論”中所指出, 社會互動都是一種社會化表演, 人們在這種互動中都會極力進行印象整飭, 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個人形象。作為微信中的一種重要社交方式, 微信紅包, 或多或少也會成為自我形象塑造的方式, 并且在某個方面投射著自我, 它也作為體現個人“面子”的一種手段, 反映著個體基于社會互動的自我認知。

 

(一) 微信紅包傳達的個性


人們在微信中發紅包的行為及方式, 或多或少與他們的個性有關。

 

訪談中, 在關于“你的性格與你發紅包行為 (頻率、金額等) 有關系嗎”的回答中, 超過七成(74/102) 的受訪者認為個人的性格與發紅包的行為是有關系的。他們多數認為性格內向的人在發紅包行為中也相對被動, 主動發得少, 而搶得多, 而性格豪爽的人主動發紅包方面更為積極。

 

赤峰一位中學教師則表示, 自己個性比較獨立, 發紅包時一般不會受別人影響, 都是量力而行。

 

有人也把紅包當作一個認識他人的窗口。

 

長沙一位教輔機構會計受訪者表示:會通過紅包看領導, 領導經常發紅包, 發大紅包, 會讓我覺得這個領導人不錯, 這個公司有人情味, 比較愿意待下去。

 

除了個性外, 人們的社會身份及地位也會影響到其紅包行為。

 

在訪談中, 我們也普遍發現, 公務員身份的受訪者對紅包的使用更為謹慎。青島一位職業是鄉鎮基層公務員的受訪者的想法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公務員的身份, 他對網絡的金錢交易持有保守的心態, 不是太喜歡在網上有過多金錢交易, 紅包太大別人會覺得自己有灰色收入。

 

類似的, 身在快遞業的長沙一位快遞員受訪者也表示, 對來自下級的紅包會比較謹慎, 要考慮對方有什么目的。

 

(二) 微信紅包中的面子


傳統紅包也是中國人的“面子”的一種體現方式, 特別是在非親屬關系的情境下。

 

研究界對面子的定義角度不盡相同。但從不同角度, 我們都可以看到紅包與面子的關聯。

 

Stover認為, 面子并非一種個人屬性, 而是“個人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 中國人的面子是一種用以維持森嚴的等級差異以及人際穩定性的社會意識。[5]傳統紅包的規則與儀式, 也與這樣一種等級差異相關。

 

Ting-Toomey認為, 面子指在某種關系情境中, 個體所主張的一種積極的社會自我心像。[5]從這個意義上看, 面子與戈夫曼所說的自我表演有關。而紅包正是這樣一種傳達積極的社會自我心像的手段。

 

國內有研究者進一步將面子分為四個維度, 分別為: (1) 基于能力要素的面子, 主要來源于個體對他人認同自身能力以及由能力衍生的一切附屬品 (如成就、財富、地位等) 的渴望; (2) 基于人際關系的面子, 主要來源于個體對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廣泛的人脈網絡以及在群體中發揮積極影響力的渴望; (3) 基于個人品德的面子, 主要來源于個體對他人認可自身品格和道德水準的渴望及其對自我的內在制約; (4) 基于自主需要的面子, 主要來源于個體不受他人控制、保持獨立自主的自由意志及渴望。[5]

 

傳統的紅包包含了這四個維度中的前兩個, 紅包大小本身體現了個人的能力 (包括經濟能力與地位等) , 而紅包本身也是維系人際關系的一種重要手段。

 

雖然微信紅包大小與能力的關系在弱化, 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個人能力這個維度的“面子”, 但它在作為人際關系層面的面子方面, 作用范圍更廣。

 

(三) 紅包推動下的自我表達


蘭州一位職業是醫生的受訪者指出, 喜歡發朋友圈和喜歡發紅包之間有某種關聯, 都是想吸引眼球。

 

在注意力變得更為稀缺的今天, 紅包對于吸引他人注意力的確有一定作用。在微信群這樣的多對多互動中, 以紅包昭示自己的存在感, 也是很多人發紅包的動因。當然, 以紅包喚起他人的注意, 進一步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讓人們對自己有更深層的認識。

 

邢臺職業為公務員的受訪者是一位內心文藝的女孩, 但在成家之后, 她感覺自己逐漸在日常生活消磨中失去了自我, 別人也沒有發現真正的她。偶然地, 她利用紅包這個手段來刺激人們關注她在朋友圈發的內容, 后來她發現, 這的確可以促進別人對自己的了解, 還發現了與她志趣相投的人, 她因此也提升了自我認同。

 

雖然并非所有人都會像她一樣將紅包用在這樣的情境下, 但是, 對某些需要獲得關注的人來說, 紅包有可能使別人聚焦于他們身上, 從而獲得更多展示自己的機會。

 

當然, 在這種情境下, 紅包是途徑, 而不是目的。紅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鋪墊的作用, 但是人們最終的表達方式, 會超越紅包。

 

總體來說, 微信紅包為個體在新媒體環境中的自我呈現及自我表達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五、總結


從社交角度看, 微信即社會, 紅包即關系。微信紅包雖然擴大了傳統紅包的使用場景, 但它作為社會關系中“人情”往來的社會資本屬性、作為“面子”的個人表達功能, 以及情感傳達功能, 相比傳統紅包, 并沒有實質變化。但是在微信這個場域中, 紅包互動更為廣泛, 微信紅包編織的關系網可能大大超出傳統紅包涉及的關系網, 因此, 微信紅包對于社會資本積累的作用更為明顯。微信紅包仍然受到現實中的關系模式的影響, 一對一的紅包發放仍然與現實社會的差序格局相關, 群內紅包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現實秩序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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